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发病率高，约占ICU 患者总数的10% [1]。虽然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ARDS 患者的治疗期得到延长，但ARDS 的诊断率仍不足60%，其病死率仍高达35%~40% [1]。自1967 年发现ARDS 以来，其诊断标准一直在更新。随着对ARDS的定义和病理生理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如何简便准确诊断及治疗ARDS 的需求日益迫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是指由各种非心源性致病因素所导致的急性进行性呼吸衰竭，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即急性发作伴有双侧肺部浸润的严重低氧血症，临床表现为顽固性低氧、呼吸窘迫、双肺弥漫性浸润及并发多器官障碍，目前国际上诊断ARDS的柏林标准定义是在2012年提出的，主要集中在有创机械通气下的插管患者。引发ARDS的常见危险因素包括肺源性直接损伤（肺炎、误吸、吸入有毒物、肺挫伤、溺水和肺血管炎）和肺外源性间接损伤（非肺源性脓毒症、胰腺炎、非心源性休克、重大创伤、输血、药物过量，严重烧伤）。探索ARDS 的发生机制、发现新的治疗手段对于降低病死率至关重要。肠道微生态主要是指肠道菌群与其宿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一个整体，正常成年人肠道中有约1000 种菌落，总数是人体细胞的10 倍之多，在人体肠道内形成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肠道微生态有营养促进、免疫防御、拮抗、促进肠蠕动等作用，微生物菌群能够促进人体免疫系统发育与稳定，可以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调节远端器官疾病[2]。近年来，人们在ARDS 动物模型及脓毒症导致的ARDS 病人中发现了呼吸道微生物群落及肠道微生态存在一定关联。在脓毒症和ARDS等疾病中，由于生理屏障完整性被破坏，可以检测到原本生活在肠道的共生细菌移位到了肺部[3]。“肺与大肠相表里”最早见于《黄帝内经》，“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肺与大肠在生理上相互依存，在病理上相互传变，在治疗上相互为用[4]。相关研究提出了“肺-肠轴”的概念［5］，主要表明了肺部和肠道之间的微生物是相互影响的，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肺部疾病，同时肺部病变也可出现肠道微生态的改变，肠道微生态菌群介导调控的肺-肠轴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内涵的现代阐释［6］。 肺与肠在多方面联系密切，比如肺肠组织来源相同、肺肠黏膜免疫互相联系、肺肠菌群变化呈现一定的相关和同步、肺肠同病趋势，这些研究表明，肺与肠不仅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也相互影响［7］。肠道和肺部通过微生物、免疫功能相互影响、双向调节的途径称为肠-肺轴［8］。肺-肠轴表明肠道和肺部紧密联系且相互影响。在机体出现创伤和感染等应激情况下，肠道菌群失衡，释放大量活性氧，肠道屏障功能受损，细菌入血并通过血液扩散至宿主的其他组织或器官，出现细菌移位并最终引发一系列的炎性因子级联反应大暴发。细菌移位后，肺是最先受到损伤的器官，说明肠源性感染是急性肺损伤的诱因。临床实验中，ARDS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肠道细菌含量较高，和全身炎性程度有相关性，这些结果表明脓毒症小鼠与ARDS患者的肺部微生物被肠道细菌占据，脓毒症后肺部菌群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下消化道，说明肠道菌群是肺与肠之间的桥梁［9］。 胃肠道一直以来被视为研究微生态系统的最佳对象,首先因为该部位微生物含量极其丰富，其次因为其微生物群落特征可以通过粪便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容易取材[10]。肺脏，因为其生理功能，具有广阔表面积并且高度暴露于外环境，同时其免疫系统还具有强大的微生物防御特性。肠道和呼吸道菌群稳态对机体免疫系统发育以及抗病原微生物感染至关重要，肠道和呼吸道菌群失衡与炎症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以及过敏性疾病密切相关。肠道和呼吸道菌群失衡会通过“肠—肺轴”相互作用，引起免疫系统改变与肺部疾病的发生。肠道菌群是定植在肠道内的庞大微生物群落。肠道菌群在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免疫系统发育、炎性反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疾病密切相关。随着微生物分析技术的发展，肠道菌群与呼吸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肠- 肺轴”的提出更为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和治疗手段提供了新的思路。综述所述，本研究以ARDS 病人为研究对象，建立肺源性/肺外源性ARDS患者标本库，监测呼吸道及胃肠道微生物群落特点及代谢产物，探索肠道微生态与肺源性/肺外源性ARDS的关联机制，为研究肺源性/肺外源性ARDS 发病机制、发展过程及提出新的治疗方案提供一定的依据，改善肺源性/肺外源性ARDS 患者预后，降低病死率，节约医疗成本。